保山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文明办〔2021〕18号），为十四五时期做好家庭文明建设工作提出了具体指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分别制定了适用于本地区的具体意见，这些法律文件构筑了家庭教育社会治理的基本图景。

第三，下放并不是横向职能调整。(40)刘莘、张迎涛：《辅助性原则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载《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页。

然而与授权形式不同的是，行政委托虽也要依据法律进行，但其直接依据却是行政机关与受委托机关达成的行政委托协议。(57)有些行政机关只下放初审权，终审权还保留在自己手中，造成当事人还是要多头跑，导致放权缺位。进入专题： 行政审批下放制度 。唯一可行的是在准备下放前对承接机关是否具备相应条件先做评估，将其没有承接能力(部门、人员)的事项排除，之后通过专业化培训、电子化办公提高审批效率。(50)二是下放到区一级政府的职能部门，由于有些是派出机构，同样缺乏行政审批主体资格——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等垂直管理部门都陷入此种困境。

1.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包括下放审批的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和现实施审批的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机构编制管理机构以及被委托的高校、社会团体等第三方专业机构。只要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就应当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予以明确规定，(36)而这完全是有宪法和法律依据的。本章原则上不承认这种‘法律保留，不仅限制行政权，也限制立法权（甚至是宪法制定权）。

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世界通例都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只有最高权力机关才有权作限制性规定[67]。[22]宮沢俊義·前揭注[19]370頁参照。该法专业性强，国务院发挥专业优势负责起草，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过程中，减少了国务院建议的上调幅度，保证了2.0升以下、占乘用车87%左右的车主的名义税负不会增加。侵害概念的严格限定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

法律不仅要在程序和形式上符合宪法，还要在内容上符合宪法。全国人大通过宪法和法律确定了各类国家机关之间的职权划分，而把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职权留给自己。

相应地，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典型侵害行为时，并非均须有法律的根据，以有权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为根据亦为合法。[77]有学者认为，为了保障行政给付功能的实现，就不能要求行政给付的所有活动都具有法律的个别授权，必须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应变性。这就是所谓立法事项说。也就是说，从职权的关系上，可以得出国家权力机关保留的结论（不限于法律的广义国会保留）。

最初，安许茨（G. Anschütz）就是将行政立法的法律保留与行政行为的法律保留两部分内容包含在法律保留的概念之下来使用。反而是传统的侵害保留原理主要以自由主义的观点为出发点，以自由和财产或命令和强制这种一般性形式标准划定的适用范围，基本上只要求具有法律的根据，而规范强度则另当别论。这样，就让个人的生活不是在整体上、而是仅在特定领域以特定理由服从于支配性政治性的行动规制。至于社会权的保障，则有不少法律问题之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考量。

但即便如此，这种立场仍然对现实构成不小的挑战。内阁具有自己的政策，为实现政策可以向国会提法律案，获得法律的制定完成政策的目标。

[43] （三）侵害保留说的扩容：国民主权下立法与行政的功能定位 在法律保留的范围上，侵害保留说相对有限，而全部保留说则显得并不现实。1988年南博方的《日本行政法》被译成中文，该书在法治行政原理中指出，法律保留是要求行政活动必须有国会制定的法律根据。

孟德斯鸠认为，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许之事的权利，它只有在有限政体中权力不被滥用时才存在。《立法法》第6条第2款对法律规范的明确性提出要求，规定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租税法律主义不仅要求具有法律的根据，还要求法律的规范强度。进入基本法时代之后，因为基本权利具有拘束立法者的效力，才让GV有了另一个面向。摘要:  法律保留以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为理论前提，是保障公民自由权的重要手段。国会与国会法律的概念已从过去君主政体下确保个人自由免受君主王权无限的侵害转变为确保国家权力的民主正当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自然不能局限于以往的侵害保留，而必须扩及所有的事务领域，让各领域的国家权力行使均有国会法律的依据。

实践中，我国虽然在立法技术上已取得不小的进步，但法律规定仍然相对原则、笼统。这里大致可以看到法律保留理论的两个发展阶段。

如果内容有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地方，则非有法规上的根据不可。而且，基本法逐渐对立法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78]参见喻少如：《论给付行政中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8页。参见黄舒芃：《民主国家的宪法及其守护者》，台湾地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1-22页。

到2004年仍有类似看法，参见前注[12]，黄学贤文，第51页。如此，必须以法律来规范的事项是否限定为宪法各条的规定，就成为当时宪法解释论上的一个问题。[25]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初宿正典編訳）「現代民主制的社会国家における国家と社会の区別の意義」同『現代国家と憲法·自由·民主制』（風行社，1999年）61頁以下、藤田宙靖「E·W·ベッケンフェルデの国家と社会の二元的対立論」同『行政法の基礎理論（上）』（有斐閣，2005年）95頁参照。[30]有学者认为，宪法意义的法律保留是指在国家法秩序的范围内有某些事项必须保留给法律来规定，不可由其他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代为规定。

[13]参见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行政法学理的更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朱采真认为，行政处分是否必须根据法规，要看其内容。

自2000年《立法法》公布之后，法律保留的研究逐渐增多，法律保留概念获得了更多的使用。法律按照内容和功能大致可以区分为组织规范、根据规范与规制规范。

如此，对于法律保留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这是与其法治国家的分配原则相对应的。

[53]之所以有这种转变，其背景在于，在国民主权确立之后，议会与行政的关系转为协作关系。代表自由委任，不受选民意志影响，如此，国会也就成为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和决定自由的组织，国民只有通过国会才能发言。[51]磯部力「法律による行政の原理」芝池義一ほか編『行政法の争点』（有斐閣，2004年，第3版）21頁。与此相伴，日本公法学界已不满足于传统的侵害保留理论，提出了全部保留说的学术主张。

[32] 对于明治宪法仅对特定自由和权利的侵害实行法律保留，美浓部达吉的弟子田中二郎认为，其旨趣并不仅限于保障列举的特定自由和权利，而是广泛地将自由和权利的侵害保留给法律。例如，核电站选址计划等因规定着能源政策、土地利用政策、雇用政策等将来社会的状态，因而要有议会的参与。

[42]高橋和之『立憲主義と日本国憲法』（有斐閣，2017年，第4版）368、380頁参照。在其他所有方面对执行权则无此限制，行政以自有的力量作用，而不是依据法律。

[20]德文中固然有区分‘Vorbehalt des Gesetzes以及‘Gesetzesvorbehalt，前者主要是在传统法治国之行政合法性脉络下，对于法律与行政关系之处理，后者则主要表现于基本权保障之界限的范畴，较着重于基本权保障界限之合宪要件。两种对法律保留的理解其实是反映着法律保留的两个阶段（宪法保障——法律限制或法律授权限制——行政机关根据法律作出限制），而非水火不容的两个事物。